前沿经济社会问题学者为桑德斯提供了支持。法国学者阿塔利认为,世界人口“99%感到极为愤怒”的时代将要到来。他预言,如果财富过度集中,比如美国企业最高经营者的薪酬总额按中间值计算超过员工收入的200倍以上。这种增长和分配的方式将不可持续。
过去500年,人类经济先是家族企业占主导地位。所有者、劳动者和管理者是同一类人,社会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无法进入到家族企业。其改进是家族控股企业出现。但新的问题来了,那就是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分离。在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,西方资本主义,尤其是美式资本主义做了相应改变,这就是公众上市公司的出现。管理层不再是企业的所有者,而是除劳动者和所有者之外的第三类人力资源。劳动者和所有者的矛盾得到缓和,但是戴上“黄金手铐”的高管们,仍可以将企业的长期受益与短期受益对冲,出现了尖锐的“委托-代理”矛盾。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护,专注短期受益的管理层也不关注社会责任。
过去20年间,一种合伙人意义上的新型管理公司流行开来。一个3-7人的公司,在服务对象的过程中,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还是劳动者。典型的管理方式是华为的职工持股制度,或者所谓“阿里现象”,即一个只持有不到10%股权的团队,拥有企业一日运营的全权。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变成基金性质的机构投资。理论上,任何有创新性质的团队都有可能出现创新机会的平等。如果股份制上市企业不改变自己的治理方式,就有可能输在这类合伙人制度的平台企业挑战面前。
而这一进步方向,似乎在中国更强调公共产品的历史制度组合中,存在着继承和发扬的比较优势。一向标榜优越的西方企业制度理论,在21世纪的今天,在向“更中国”的做法靠近。东西方企业制度相互学习的拐点时刻,还真是到来了。